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韓國公司極盡可能地運用特殊的延長工時制度。特殊延長工時制度是指，「若有特殊情況，經僱傭勞動部核准且獲勞工同意」，勞工每周可以延長工時超過12小時。勞工議題研究所的勞運人士吳敏奎指出，僱傭勞動部核准的特殊延長工時制度個案迅速暴增，2019年核准908件，2020年核准4,204件，2021年核准6,477件[2]。

除此之外，修法初期降低工時的效果，已逐漸褪去。2019年後，隨著52小時工時上限的規定出現，不只政策適用的勞工，實際的工時減少，其他未受政策保障的勞工，工時也同樣降低[3]。不過到了今（2022）年8月，僱傭勞動部公布了「上半年度長工時工作檢查報告」，結果顯示498個受檢的公司中，有470個公司（佔94.4%）違法，違規項目高達2,252項，包括違反加班限制、少給加班費等。其中還有48個公司（佔9.6%）要求勞工每周加班12小時甚至超過12小時，而這些違法公司的勞工，平均每周延長工時達18.4小時。

去年5月上任的尹錫悅新政府，甚至在幫這種開倒車的退步制度火上加油。（2022年）12月12日，一群來自「未來勞動力市場研究協會」的專家提出建議，呼籲進一步提升工時與勞動力市場的彈性。他們堅稱，加班工時的單位應該從每周12小時，增加到每月或是每季，全年工時最高上限是440小時。若照此建議，即使只有將每週工時上限改為每月，勞工在特定某周也可能工作長達69小時，而且實際上，可能一整周有90小時都在工作。文在寅前政府也曾不斷試圖引入的工時儲蓄制度，不過因為有許多勞工現實上無法正常休完所有年假，這些勞工被迫只能在公司規定的期限內休假，所以工時儲蓄制度才多次宣布告吹，如今又死灰復燃。

在一個追尋資本的時代，公司不斷開發要更能彈性運用勞工的招數，另一方面，部分工時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。韓國《勞基法》對於每周工時少於15小時的勞工規定了例外情形，包括每周例休、年假、資遣費、健保與國民年金。因此，出於公司雇主想要減輕經濟負擔的意願，部分工時的人數從2019年的130.2萬人，增加到2021年的151.2萬人，2022年3月達164.7萬人。部分工時的工作時數短，而且因為假日未出勤就沒收入，也沒有資遣費，所以他們的薪資與工時還不成正比。因此，他們不得不一次兼差兩到三份工作，才能維持生計，結果發現自己處在「部分工時過勞」的矛盾處境。我遇過一名地方政府管弦樂團的小號手，他每周工作6天，包括每周在管弦樂團工作6小時，每周3天24小時在咖啡館打工，還有每周上三堂家教課。

總而言之，雇主想要增加彈性工時與部分工時的心態都是一樣的，就是想把勞工當機器使用。在這樣的畸形社會，勞工過勞死的情況，永遠不可能消失。